東觀漢記

《東觀漢記》前後經過四次修纂。漢明帝時，明帝讓班固與陳宗、尹敏、孟異三人共撰《世祖本紀》，又編次光武帝功臣和平林、新市、公孫述事，作列傳、載記二十八篇[3]。此次與班固合力修史者，除陳宗、尹敏、孟異三人外，尚有杜撫、馬嚴、劉復、賈逵等四人[4]，是《東觀漢記》的初次修纂。

第二次修纂在漢安帝永寧年間，鄧太后下詔命劉珍、李尤、劉騊駼、劉毅等著「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」。據《史通·古今正史篇》，還尚有紀、表、外戚等傳，時間起於建武，終於永初，書始名《漢記》，不久，工作地點遷至南宮東觀。後來劉珍、李尤等人相繼去世，伏無忌、黃景等奉命續修〈諸王〉、〈王子〉、〈功臣〉、〈恩澤侯表〉及〈匈奴南單于〉、〈西羌傳〉、〈地理志〉，此書自此始具規模。

第三次修纂在漢桓帝元嘉元年（151年），桓帝命邊韶、崔寔、朱穆、曹壽續修，作〈孝穆皇傳〉、〈孝崇皇傳〉和〈順烈皇后傳〉，又增安思等皇后入〈外威傳〉，崔篆諸人入〈儒林傳〉。崔寔、曹壽又與延篤作〈百官表〉和順帝功臣〈孫程傳〉、〈郭鎮傳〉，又作〈鄭眾〉、〈蔡倫〉等傳，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。

第四次修纂在漢靈帝、漢獻帝時，靈帝熹平年間，蔡邕、馬日磾、楊彪、盧植、韓說、劉洪等繼續修書，作〈靈帝紀〉和列傳四十二篇。蔡邕據其師胡廣傳授給他的「舊事」草成十志初稿，入東觀後即與張華、劉洪共撰十志，作《朝會》、《車服》二志。後因事徙朔方郡，上書求還，並續成十志，後避桓帝名諱，改稱「意」。此十志，據《後漢書·蔡邕傳》李賢注引《蔡邕別傳》，有〈律曆〉、〈禮〉、〈樂〉、〈郊祀〉、〈天文〉、〈車服〉，據《史通》，尚有〈地理〉、〈朝會〉，嚴可均《全後漢文》注謂除前8志外，缺者乃〈五行〉、〈藝文〉也。但因漢末戰可及董卓西遷長安，以至散佚不全。漢獻帝建安元年（196年）遷都許昌之後，楊彪進行最後一次總整理，但未能把散逸的篇章如數補齊。

《東觀漢記》成於眾人之手，經幾代人不斷遞修才成書。[5]直至東漢以後，仍有續補。但無一人對此從頭至尾進行整理加工，形成「著述無主，條章靡立」的現象，所以各篇之間，詳略不一，筆調不一。但由於《東觀漢記》是官修當代史，修史者擁有豐富的材料來源，從起居注到私家著作，都可以直接取材，故保留大量原始材料。

東漢時初名《漢記》，三國兩晉時如此，至南北朝時改稱《東觀漢記》。晉代以前《東觀漢記》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合稱三史。晚出的後漢史著作，無不取材於《東觀漢記》。傅玄认为《东观汉记》烦杂。南朝宋范曄依據《東觀漢記》，“窮覽舊籍，刪煩補略”，歷時十三年，完成《後漢書》。《後漢書》取代《東觀漢記》躍居東漢正史地位。

《東觀漢記》在魏晉南北朝時未聞有亡失，隋代時尚有143卷之多[6]，至唐代開元年間著錄有127卷。至宋代時散佚愈多，[7]北宋末年時尚存著錄43卷，此本在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（1156年）時亡去，後獲一蜀本剛經校勘，釐定為八卷，至此散佚殆盡。自元代以後，則無一完篇傳世。

清代康熙時，姚之駰首次網羅斷簡殘篇，查閱《後漢書》李賢注等五種書籍，共得840餘條，輯為8卷，簡稱《姚本》。因收羅不廣，掛漏殊多，且編排雜亂及考證不精，至乾隆時修《四庫全書》，據姚本，以《永樂大典》、《太平御覽》等書所載補葺，增加十分之六，厘訂為24卷，分帝紀3卷、年表1卷、志1卷、列傳17卷、載記1卷，並編佚文1卷，刊入《武英殿聚珍叢書》，簡稱《聚珍本》。

但聚珍本存有三個缺點，其一在輯文方面尚有不足，未能輯出所有佚文，其二在帝紀、列傳部分，有關某一人的遺文，皆連綴成一篇，在連綴過程中，或增或刪，有失原貌。其三承姚之駰輯本之弊，在每條輯文之後，一律不注出處，使後人在徵引時，欲加校核而無從入手。

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近人吳樹平依據武英本《東觀漢記》，重新翻檢大量古類書、史書和古注，輯得遺文數百條，並利用各種資料比勘互校，釐訂歧異舛誤文字，並注明出處及注釋，整理出《東觀漢記校注》二十二卷，是目前《東觀漢記》版本中最好的一種。

• 吳樹平，《東觀漢記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6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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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東觀漢記 (四庫全書本)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