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史稿

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经国务院呈文，大总统袁世凱設清史館，以趙爾巽為館長，缪荃孙、柯劭忞等人为总纂，總領清史修撰工作，参与者先後有一百餘人，没有固定编，人员由馆长聘用。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，请其出面任总纂。[3]

清史馆内设有「功课簿」，記載館員分工事宜，如柯劭忞撰〈天文志〉、〈时宪志〉。缪荃孙撰〈儒林传〉、〈文苑传〉、〈土司传〉。吴廷燮撰高宗、仁宗、宣宗、文宗、穆宗五朝〈本紀〉、〈大臣年表〉。吴士鉴撰〈地理志〉贵州、新疆各一卷、〈宗室世系表〉、〈公主表〉、〈皇子世表〉及〈艺文志〉初稿。章钰撰〈忠义传〉、〈艺文志〉定稿。金兆蕃撰太祖、太宗、顺治三朝列传及〈列女传〉。秦树声撰〈地理志〉直隶卷，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。夏孙桐撰嘉庆、道光朝列传及〈循吏传〉、〈艺术传〉。田应璜撰〈地理志〉山西一卷。罗惇曧撰〈交通志〉，戴锡章撰〈邦交志〉。唐邦治撰〈军机大臣年表〉。王树楠撰咸丰、同治朝大臣传。叶尔恺撰〈宗教志〉，其中喇嘛教、基督教、回教各一卷（〈宗教志〉後未被采用）。张采田撰〈地理志〉江苏卷、〈刑法志〉、〈乐志〉、〈后妃传〉。吴怀清撰〈地理志〉陕西一卷、〈食货志〉征榷卷。张书云撰〈礼志〉，补辑（舆服志）、〈选举志〉。俞陛云撰〈兵志〉与部分列传。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傳，修正〈文苑傳〉。蓝钰撰〈地理志〉江西一卷。袁嘉穀撰〈地理志〉云南一卷。朱师辙有言：“列传撰人甚多，在馆诸人，几人人皆有。以余论，虽以咸同列传为主，而康乾以来各朝，皆曾补撰。盖每朝皆出于众手，惟每朝有主体撰人；又重修整时，归何人为主，则其负责为多。”[4]

撰稿期間，往往须请人抄稿，“第一次抄稿，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，按千字小洋一角，由馆计算”。1920年编成初稿，1926年修订一次，到1927年大致完稿。

袁金鎧本人熱衷政治，不常居清史館，乃約金梁為《清史稿》進行校刻。溥仪出宫后，金梁闲居在家，接到袁金铠的邀请，金梁欣然应允。金梁到館後，对编修工作颇为投入，“排日付印，如编新闻者，主笔督催，手民侍立，无复有片刻之暇……随引随发，前后不遑兼顾”。[5]

1927年秋，赵尔巽病故，时任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的张作霖續聘柯劭忞代理馆长。1928年，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北伐，奉军连遭败绩，張作霖退守關外。時局動盪，金梁雇佣车马，将书稿“携归私寓，日夕赶办，撰校兼行，一月之间，竟补至百卷。”[5]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，利用职权，擅改原稿，自行加入张勋、康有为和张彪三人的传记[6]。然金梁的校订亦有合理之处，如删去《八线对数表》这类非關文史的數學内容。1928年，金梁将书稿送交刊印，共印书1100部，其中400部被运往关外发行，这批书称为“关外本”，是《清史稿》首次發行。

1929年12月16日，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曾请求行政院禁售该书。1930年2月19日，南京国民政府据第63次国务会议决议训令行政院，发布《清史稿》禁售令，说《清史稿》“纰缪百出”，因此“除派员前赴北平将故宫博物院现存之该项史稿，悉数运京永禁流传外，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，应一律严禁出售，仰该院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办理”。[7]

虽然大部分省市相应了这一禁令，但辽宁省不予回应。袁金铠等人也未遭到政府批评针对，并在东北担任要职。袁带到辽宁的数百部史稿“居奇出售，而外人之预订者，亦大都据理争到”，国内预购该书的读者反而“化冤钱而呼告无门”。汪兆镛曾多次请张元济帮他购买此书，最后总共花去320多大洋。[7]

当时傅振伦认为其封禁原因在于“不奉民国正朔”、“复有反民国之嫌”，孟森则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：“意主表扬清室与敢于触犯民国并非一事”，《清史稿》作为史料有极大的价值，希望能够解除封禁。容庚也认同孟森的观点，并认为封禁导致书价飙升，“每部索价五六百元”，“政府之禁令，徒为奸人牟利之具”。[7]

1934年9月容庚在《大公报》发文批判封禁之后，引起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注意。同年11月23日，行政院向国民政府呈文称，《清史稿》“现在市肆既间有私售，馆库亦容参阅...不特难餍学术界之望，亦恐国外莠徒，私自翻印，贻笑传讹，影响更大”，希望解除封禁，并令行政院专员“检讨纰漏各点，并签注改正意见”。[7]

11月24日，行政院呈请在第13次会议上通过。汪精卫联系吴宗慈，请求对方主持检阅。吴发现有十九种错误，并修改了八种：“计已改正者，曰反革命、曰藐视先烈、曰不奉民国正朔、曰例书伪谥、曰反对汉族、曰一人两传、曰目录与书不合、曰人名错误，计为八项”。[7]

1935年9月17日，汪精卫在第230次行政院会议上报告了书稿检校情况，会议决定“交教育部于两个月内提出意见。”然而汪在11月1日遇刺，难以再支持吴宗慈等人，后教育部长王世杰向行政院提议先发行未修改的《清史稿》，“惟须责令附印吴氏之检校述略或检正表”。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支持这种做法。但国民政府并未回应这些意见。[7]

1936年1月8日，《清史稿》修订工作交到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手中，由其主任委员邵元冲负责。他对之前的修订并不满意，说“何其草率至此，拟函正之。”他先后联系柳诒徵、吴宗慈，想要建立专门的清史修订机关。[7]

1936年2月17日，邵元冲向中政会内政、教育联组会议报告，会议同意继续编订，但“原有之《清史稿》，不能解禁”；“中央应设国史馆，负责整理编辑国史，并以编订清史事隶属之”。[7]

1936年12月，邵元冲在西安事变中丧命，修订工作就此中断。但由于禁令已经松弛，1937年1月17日，北平文奎堂书店在《大公报》发布广告，公开发售《清史稿》下半部，“全部二百元，开春即增价，有藏旧半部者速函文奎堂再议配补，十日为限”。但政府旋即要求行政院重申禁令，后者转令北平、天津和上海政府查明情况并予以禁止。[7]

1939年12月26日，国民政府设立国史馆筹备处，林森要求继续修订《清史稿》，提议虽然通过，但由于战乱频仍，实际修订并未进行[7]。1958年到1978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书局重新修订《清史稿》[8]，并在2006年4月5日再次重修[9]。

全书的最初版本共有536卷，包括〈本紀〉25卷、〈志〉142卷、〈表〉53卷、〈列傳〉316卷。記載自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國稱帝（1616年），到辛亥革命結束清朝統治（1911年）共296年的歷史。

《清史稿》成书之後，海内外先後重印，形成不同版本，有关外本、关内本、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、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、广岛本、南京本、上海本、中华书局点校本等等，其中以关外本、关内本流传最早，影响很大。

• 关外本（关外一次本）：1927年书稿渐成形，赵尔巽以“时局多故，年老力衰，亟思告竣，始议发刊。”不久，赵尔巽病逝，柯劭忞代清史馆馆长。柯劭忞年事已高，無法通阅史稿，即交付金梁，金梁随校随刻。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紫禁城闭门，这时书稿尚剩下若干未及校刻，金梁遂将其移归寓所，继续校刻，趁此机会擅自增改原稿，私开职名，私作校刻记并且自称“总阅”。共印书一千一百部，其中的四百部被金梁运到山海关外发行，称为“关外本”（又称“关外一次本”），这是最早印成并且在沈阳流通的版本。1977年4月，香港益汉书楼将该版本影印出版，平装三册，书名定为《清代史料汇编》。[3]

• 关内本：清史馆人员发现金梁擅自改动《清史稿》原稿之後，代馆长柯劭忞召集王树枏、夏孙桐、金兆丰、张书云、戴锡章、奭良、朱师辙等人讨论此事。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，乃决定将北京的存书抽换、改动，由朱师辙负责具体执行，该版本称为“关内本”。关内本和关外本（关外一次本）的版本大小相同，刻本三十字一行，每部一百三十本，目录一本，共计一百三十一本。关内本成书之后，大多未能发行，存放在清史馆内。1928年北伐成功后，清史馆被故宫博物院接收，对于《清史稿》，故宫博物院“院中名流佥以此书谬误甚多，须委托专家重加审定乃得行世”。1929年12月，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报告审查《清史稿》的结果，列举了“反革命、藐视先烈、不奉民国正朔、例书伪谥、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、反对汉族、为满清讳、体例不合、体例不一致、有日无月、人名先后不一致、一人两传、目录与书不合、纪志表传互相不合、人名错误、事迹年月不详、泥古不化、浅陋、忽略”等十九项缺失，提议将《清史稿》永远封存，禁止发行。1930年2月，国民政府明令禁售《清史稿》，全部餘书分存国立、省立图书馆。《清史稿》书价猛涨，“由百元预约，竟涨到五六百金一部，而不可得书。”[3]

• 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：《清史稿》的关内本、关外本遭禁止发行时，金梁将关外本修正，在东三省影印发售，世称“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”。该改正本将全书从五百三十六卷减少到五百二十九卷，抽去者包括《公主表·序》和《时宪志》中的“八线对数表”二百十七页，另外又将张彪传目删除。1960年10月，香港文学研究社根据该版本影印出版，平装二册，称“香港本”。[3]

• 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（关外二次本）：此後不久，金梁在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之基础上再加修改，在文苑传二、姚鼎传之后补入陈黌举、朱筠、翁方纲三传，并且将赵尔巽传的内容压缩。该版本称“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”，又称“关外二次本”，在《清史稿》各种版本中流传最广，此後许多版本均自该版本而出。[3]

• 广岛本：日本广岛以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为蓝本，改为精印本出版，称“广岛本”。[3]

• 南京本：抗日战争期间，南京将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割裂影印出版，装为二大册，称“南京本”。[3]

• 上海本：1942年，上海联合书店以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为底本，采用锌版影印分成二部，平装为二册出版，称“上海本”。[3]

• 中華書局点校本：1950年代，经毛泽东批示，周恩来亲自安排，北京中华书局组织中国一百多位文史专家点校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，自1958年开始，至1978年结束。[10]其中1976年7月到1977年12月，北京中华书局以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（关外二次本）为工作本，用关内本、关外本（关外一次本）为校勘本，用标点、分段划分重点，将《清史稿》点校排印出版，内部发行。全书48册，其中第1册是目录，平装大32开，竖排繁体铅印。该书对上述三版本的篇目、内容的不同均有附注，录出异文。对史实错误以及同音异译之人名、地名、部落等名称通常未予改动，仅在本篇内略加统一。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。对少数民族的名称，凡是带侮辱性字样，除了旧史中常见的泛称之外，均加改正。对脱字、误字、衍字、倒字及异体字、古体字等等，也进行了校改。还校正了原文行、段的错排。对原文文理不通或者人名、地名等脱误而未查到出处的地方，均保存原状。为方便查阅，将原总目五卷合并而不再分卷，略加增补。[3]本书的点校由啓功、王钟翰、孙毓棠、罗尔纲、刘大年、吴树平擔任；吴树平、何英芳对点校稿进行了编辑整理。本书初版印出后，香港学者汪宗衍曾对标点提出一些意见，本书重印时参考其意见进行了若干修改。[11]1998年，中华书局将点校本《清史稿》缩小影印，精装成四册出版，又称“中华书局缩印本”。[3]

• 《清史稿校註》：鑑於原清史馆所有部分档案、书稿，均由國立故宫博物院典藏。所以，1978年10月，经钱穆等建议，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两家联手开始了《清史稿》的校注工作。以不更動原文，“以稿校稿、以校”方式，就其取材、撰寫、印校等方面的謬誤，利用存檔的清史館原稿、清國史館歷朝國史稿、清宮檔案及各類官私史料等，進行全面的檢校、查考、補註與訂正。至1984年10月，共校订了四万余条。《清史稿》校注部分共计三百余万字。包括《清史稿》原文在内，《清史稿校注》一书共一千二百余万字。自1985年10月起，定稿后陆续出版，共十五冊，另附索引一冊。199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。

《清史稿》刊印後，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评。《河渠志》只记载黄河、淮河、运河、永定河四条，最大河长江遗漏不记，其他像珠江、黑龙江、松花江、雅鲁藏布江等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。1928年北伐成功後，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馆，随後组织人员对《清史稿》初步检阅审查，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，称《清史稿》多有错谬，[12]“计反革命、反民国、藐视先烈、体例不合、简陋错误等，十有九项”，认为“为今之计，宜将背逆之《清史稿》一书永远封存，禁其发行。”南京国民政府遂将《清史稿》定为禁书，不准刻印及发售。[3]然而禁令非但没有禁锢《清史稿》的流通，而且还助长了民间私印盗刻《清史稿》的行为。甚至该书的“关外本”還大量流入日本。

編纂者及後人評價如下：

• 趙爾巽：乃大輅椎轮之先导，并非视为成书也。[13]
• 金梁：史稿本非定本，望海内通人不吝指教。当别撰校勘记，为将来修正之资，幸甚幸甚。[14]
• 中华书局：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，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。由于成于众手，彼此照应不够，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，刊行时校对也不認真，是以体例不一，繁简失当，以至年月、事实、人名、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。[15]
• 戴逸：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，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，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、诬蔑先烈、谀扬清朝之词。其次，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，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，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，故价值较逊。[16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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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维基文库阅读本作品原文

• 清史稿全文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）（繁體中文）
• 董铁柱：〈民国《萧山县志稿》与《清史稿》人物传记比较研究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）〉。
• 戴逸：乖谬百出的《清史稿》
• 邹爱莲：《清史稿》纂修始末研究